第一节 中医学理论体系的形成和发展

中医学是以阴阳五行学说、脏象经络学说、气血津液学说等为基础，以整体观为主导思想，以辨证论治为诊疗特点的，研究人体生理、病理，以及疾病的诊断、治疗与预防的一门科学。

春秋战国时期，社会政治、经济、文化都有了显着发展，学术思想也出现了活跃的局面。我国现存的最早的一部医学经典着作——《黄帝内经》（以下简称《内经》），就基本成书于这一时期。《内经》一书主要总结了春秋战国以前的医学理论和临床经验，创立了中医学独特的理论体系，为中医药学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。

《内经》一书，由《素问》和《灵枢》两个部分（各八十一篇）组成。它系统地阐述了人体生理、病理，以及疾病的诊断、治疗和预防等，为中医学理论奠定了基础。主要包括阴阳五行、藏象、经络、病因、病机、诊法、辨证、治则，以及解剖、针灸、养生等方面的内容。《内经》中的许多内容已大大超越了当时的世界医学发展水平。在解剖学方面，关于人体骨骼、血脉长度、内脏器官的大小和容量等的记载，基本上是符合实际情况的，如食管与肠的长度之比，《内经》记载为1 ： 35，与现代解剖学描述的1：37，非常接近。在血液循环方面，提出了“心主身之血脉”（《素问●痿论》）的观点，并认识到血液在脉管内是“流行不止，环周不休”（《素问●举痛论》）的。这些认识比英国哈维氏在公元1628年发现血液循环要早一千多年。

《难经》是在《内经》之后出现的又一部医学经典着作，成书于汉以前。《难经》和《内经》一样，都不是出自一时一人之手，而是不同时代的医家的集体创作。《难经》一书，内容也十分丰富，它包括人体生理、病理、诊断、治疗等各个方面，其主要内容是对《内经》的补充和发展。

两汉时期，中医学有了显着的进步和发展。代表这一时期医学发展水平的是东汉末年着名医家张仲景 （公元150~219？）的《伤寒杂病论》。《伤寒杂病论》是张仲景运用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所阐述的基本理论于临床实际的经验总结，是中医临床学的奠基之作。《伤寒杂病论》即后世之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。《伤寒论》和《金匮要略》所确立的六经证治、脏腑证治，开中医学辨证论治的先河，并使汉以前中医学的发展达到了新的高度。张仲景所确立的外感疾病的六经证治，内伤杂病的脏腑证治，基本上形成了中医临床医学的辩证论治的理论体系，为后世临床医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。

汉以后的医家在《内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的基础上，从不同的方面发展了祖国医学。晋●王叔和《脉经》关于脉诊的论述，是对中医诊断学的重要发展。晋●皇莆谧的《针灸甲乙经》，基本确立了针灸医学的理论和临床体系。隋●巢元方等的《诸病源候论》是中医学第一部关于病因病机及证候学的专书。宋●陈无择的《三因极一病证方论》，发展了《内经》的病因学说，明确提出“内因”、“外因”、“不内外因”的“三因”致病说。宋●钱乙的《小儿药证直诀》，发展了脏腑证治学说。金元时期的百家争鸣、流派纷争的活跃局面，有力地促进了中医学的发展，先后出现了以刘完素、张从正、李杲、朱震亨为代表的着名医家，即“金元四大家”。刘完素以火热立论，倡“六气皆从火化”、“五志过极 皆能生火” 之说，用药以寒凉为主，后世称为“寒凉派”。他的学术观点给后世温病学说的形成和发展以很大启示。张从正认为病由邪生，“邪去则正安”，主张以攻邪为主，倡汗、吐、下三法，后世称为“攻下派”。李杲认为“内伤脾胃，百病由生”，故治疗以补益脾胃为主，后世称为“补土派”。朱震享倡“相火论”，认为人体“阳常有余，阴常不足”，治疗以滋阴降火为主，后世称为“养阴派”。总之，刘、张、李、朱四大家，都从不同方面丰富和发展了中医学。明代赵献可、张景岳发展了命门学说，为脏象学说增添了新的内容。

明清时期中医学的突出发展是温病学说的形成。温病学是研究四时温病发生、发展规律，及其诊治方法的一门临床学科。温病学理论源于《内经》、《难经》、《伤寒杂病论》等书，经过汉以后历代医家的发展，至清代温病学家叶天士、吴鞠通，逐步形成一门具有完整理论体系的独立学科。明●吴又可对温疫病原，提出 “非风非寒、非暑非湿，乃天地间别有一种异气所感”。吴又可称这种“异气”为“戾气”或“杂气”，并指出其受邪途径不是从肌表而入，是从口鼻而入。这对温病（特别是温疫）的病因学是一个重大发展。至清代温病学的理论和临床日趋完善，叶天士、吴鞠通等温病学家，创立了以卫气营血和三焦为中心的温病辨证论治体系。

至清代中医学基本上形成了比较系统和完整的临床各科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中西医学工作者在中西医结合治疗急腹症、中医治疗急证，以及应用现代科学技术方法研究脏腑、经络实质及针刺麻醉、中药麻醉等方面，都取得了可喜的进展。